习近平主席眼中的环保短板

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均未对这些问题提供清晰的回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自治州在《立法法》修改后驾驭全新的双重立法权结构过程中的不适应症候。

法律授权只是让行政规则具有了法律拘束力，并不意味着将行政规则上升为法。笔者建议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也为立法性规则建立专门的程序。

前者指不同行政规则之间的效力关系，后者是指行政规则在整个国家规范体系中的地位。行政机关制定的技术规程和标准，成为公民和组织遵守以及行政机关执法的最直接依据和标尺(如汽车排放尾气标准的变动会直接影响汽车的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及他们的判断)。[32]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内部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则是对法律规范的必要补充，能够解决外部法律规范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的安排并不符合行政规则的本质，且不符合行政规则的效力规则，今后应当取消行政立法的概念，并且不宜将行政规则作为审判的依据。

以美国为例，在其《联邦行政程序法》实施以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曾经赋予行政机关在制定立法性规则方式上的选择权，即行政机关可以在事先发布规则与通过个案裁决建立先例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内容和目的，我国的行政规则可分为立法性规则、解释性规则、内部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则、技术性规则、一般性政策陈述和指导意见。因为克隆羊的出现意味着克隆人在技术上已具有了可能性。

作者提出的宪法规制三阶段论的实施机制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专指保持专业性，以专业知识与专业精神探讨专业领域的问题，虽提倡跨学科研究，但多种知识融合中仍以专业方法与判断为主。孟凡壮入学后，多次与我交流选题问题，提出要研究最新的前沿问题。但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严重冲击着宪法自身的体系，破坏通过宪法价值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同时，克隆人技术不成熟，有意制造很可能有缺陷的人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孟凡壮博士充分考虑到选题的风险与难度，表示有信心、有兴趣深入研究这一前沿问题。

术指以基础性、学理性的选题为主，即使以研究对策性问题作为博士论文，也应探寻其思想性、学理性与前瞻性，力求使概念与原理体系化，特别是关注基础理论问题。另外，在国际社会共识与宪法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过程的合宪性控制，其目的在于确保克隆人技术在立法方向上能够与生命权和人的尊严这一基础价值相契合，在立法的程序上符合宪法确立的基本的立法原则，为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合宪性提供价值指引和程序保障。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直接影响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内容及宪法原则的发展与变化。

作者认为，克隆人技术对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和家庭秩序构成重大冲击，如何通过宪法为克隆人技术的研究确立界限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在比较几个题目后最终选择以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界限为研究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决定着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准。如果人类只热衷于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而忽视其可能的负面功能，也许人将失去尊严与主体资格。

对克隆人技术发展与宪法价值演变的关系缺乏体系化研究等等。希望作者今后在本书再版时修改完善。

本书对上述学术命题的回应是具有说服力的。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人类必须回应这一新挑战。

第三个层面是对克隆人技术立法内容的合宪性审查。克隆人技术会侵害下一代人的利益，会导致对克隆人的歧视。前些日子，欣闻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后即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作一个序，我很高兴把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推荐给学界。科研自由应当接受人的尊严、生命权价值的限制和拘束，不得对社会和人的生命和尊严价值构成伤害。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非理性，理应为人权、民主与正义价值服务的某些科技发展成果反过来损害人类的主体性。作者认为，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规制模式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进而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

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如何合理地确定宪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合理界限问题。在价值与事实、规范与现实的张力中寻求合理平衡是本书始终关注的问题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韩大元 2018年10月9日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界限 。当科技的发展偏离主体的意志与利益时应造福于人类的科技将损害人类的利益，甚至摧毁人类文明的成果。

为了保持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建立宪法规制体系是必要的，但规制的确立应限定在可控的合理范围。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克隆人技术相关宪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其理论的体系化，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就是说，法官的论证决不能只是纯粹的道德论证或价值诉求，而必须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寻找到规范基础(如一般法律原则)作为这种价值的支撑。但是如果在释法说理的过程中运用这些论据，将比不运用它们能够起到更好的说理效果。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司法裁判的规范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司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

[30]瑞士学者马斯托拉蒂将这个过程归纳为八个阶段。依循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的裁判目标，裁判文书说理既要合法也要合理，要做到立场正确、内容合法、程序正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和要求。

[39]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解释》，载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2页。情理就是司法过程中的法官的价值判断。

[5]颜厥安《：法、理性、论证——Robert Alexy的法论证理论》，载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版，第98页。这里涉及对确有错误的扩张解释：我们既可以将确有错误理解为实体错误，也可以将它理解为程序错误。

这两种不说理的后果自不应当等同。[22]裁判文书说理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因此，不妨可以将这条暂时放在一边，去看同法的第227条第3款：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法律主要由规则构成，而规则运用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规则的话语，即使规则的话语有时看起来是错的或者与规则背后的正当化依据不一致，即使服从规则在某些场合会产生糟糕的结果。

[9]关于决疑术，参见舒国滢：《决疑术：方法、渊源与盛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一方面，司法裁判不能仅追求依法裁判。法官在个案中依据这种体现民意的法律规范去裁断案件，也就意味着裁判结论并非法官个人的见解，而具备民主基础。

[9]这些方式未必会带来坏的结果，但却不符合现代司法裁判的价值诉求。私法领域的一个例证，参见张红《：基本权利与私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以下。